我是在1991年大學畢業(yè)參加工作，后來，我現(xiàn)在想起來呀，我這十多年的時間恰恰是北京變更最大的時候。我是18歲的時候來到北京。其實我當時知道這個二環(huán)路是拆城墻拆出來的時候，我當時心中最大一個念頭就是，為什么那個時候沒有來征求我的批準，我那時候還沒有生下來呢。為什么沒有征求我的批準，我就會來問這個事情，其實想想這是蠻笨拙的問題，你那會兒哪有，還不在這個世界上。當后來我讀到英國古建筑保護先驅(qū)威廉.莫里斯有一句話，他說這些建筑決不僅僅屬于我們這一代人，他們曾經(jīng)屬于我們祖先，也將屬于我們的后代，除非我們把它摧毀，或使它變成假貨。我們沒有權利任意地處理它，我們只是后人的托管者。我想這句話使我找到答案，我那一刻我為什么會這樣來問，所以有時候我也想，我們這一代托管人，我們也要盡職，我感到這是個道德問題。

　　那么這十年我在當記者來做這個事情，可以說是北京城變更最激烈這么一個十多年�？梢哉f這20多年的變更，可能要比那會兒拆城墻的時候變更還要大。我以前老是感到城墻拆完了這城就沒了，后來我有一次是采訪了貝聿銘先生，貝先生就跟我說我1978年來北京的時候，北京城還好好的。我當時一聽怎么會還好好的呢，城墻都沒有了。但仔細一想，他說的有道理，那會兒也就是城墻沒了，也就是被“扒了一層皮”，里面那些胡同、四合院都還在。所以貝先生那一次，他帶了一個美國建筑師代表團到景山去看，貝先生看了之后就很激動，因為全部古城那個氣勢還在，從景山上看這個城市完整是一片綠海，我說就是在樹林里面“種房子”，這個城市只有幾種彩色，綠海下面是青磚灰瓦的四合院，然后中軸線上金紅二色，就這么幾種彩色，就這么幾種建筑材料，它就如此激動人心，貝先生看了之后就轉(zhuǎn)過身來，就給那些美國建筑師同行說了一句話，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貝先生已經(jīng)是美籍華裔了，他還說我是個中國人。但后來我采訪他的時候，他說，現(xiàn)在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了，拆得太多了，四合院、胡同應當成片成片地保存，應當這樣子，就很苦楚。

　　后來，在蘇州有一次會上，貝聿銘先生和吳良鏞，還有周干峙好幾個院士談一個建筑方面問題，也就談到北京的建筑問題的時候，我在邊上聽著，貝聿銘先生就說了一句話，說北京的建筑問題我搞不明白，我是個外國人，我說不明白。所以我在那兒聽著，真是心中滋味特別復雜。所以我就感到，這又使我想到剛才我講的那個問題，這是一個我們要把它傳給我們的后人的問題。

　　那么現(xiàn)在北京城是一個什么情況呢？北京古城它的面積是62.5個平方公里，北京的計劃市區(qū)1040個平方公里，那么北京古城在這里面只占計劃市區(qū)面積的6％，就這么一點點，6％。那現(xiàn)在呢，這6％這里面還剩多少面積呢，62.5個平方公里這里面被拆改的已經(jīng)超過一半了，風貌還比較完整、成片還能夠看出來的不到15個平方公里，還包含了公園、水面這些。所以我就感到在這個時候我們這一代人應當容忍了吧，那么反過火來我這十多年一直在驅(qū)使我來調(diào)查這段歷史，最大的動力就是現(xiàn)實當中我遇到的各種抵觸，比如說交通擁堵、環(huán)境惡化，還有各種各樣城市拆遷過程當中的抵觸。

　　后來我就怎么說呢，我就有一天突然就看到這么一張圖。這是梁思成先生和陳占祥先生在1950年做了這么一個圖。大家看得很明白，圖的左側(cè)：公主墳和月壇之間是一個中央國民政府的行政中心區(qū)，右側(cè)大家看得到就是舊城。當時在1949年，定都北京之后，這個城市該怎么發(fā)展，其中遇到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央的行政區(qū)應當擺在什么處所。當時梁思成和陳占祥先生做一個“梁陳計劃”，就說應當擺在西邊，不要擺到老城里面去。當時他們遇到一個很大的挑釁，重要是蘇聯(lián)專家就反對這個事情。蘇聯(lián)專家就認為，因為莫斯科在三十年代也搞了一個城市計劃的國際招標，也有人說把莫斯科古城完整地留下來，把新的這些功效擺到外面去，這遭到了斯大林的批評，所以說，他們認為這種方法是錯誤的，尤其他們還舉出來說，沒有那么多錢來蓋這個東西，因為再發(fā)展新區(qū)的話，你還要為它配套50％投資的這么一種配套設施，而老城里面有這些東西，于是這個計劃由于種種原因被顛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