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是自然，是靈魂看見的世界，它總在某個處所等著我。因此，我不怕自生自滅，深入萬事萬物，把一切變成詩。像陳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像李商隱的“夕陽無窮好”，像短歌頌的“東有月亮，西有夕陽，一片菜花黃”……我愛詩歌，也寫詩歌，只是程度不怎么，但很少看待中肯的評論。
　　就現(xiàn)實來看，詩評可謂派系橫生，琳瑯滿目，但又有幾家是真正的評論。我對詩評界有以下幾種觀感：第一，缺乏寬容、大家風采和綜合才能。他們往往把某種觀點強調(diào)到極致，好像詩只能這么寫，別的都狗屁不是。第二，語言西化，通篇像翻譯文章，好像人吞下的豆子未經(jīng)消化又原樣拉了出來。第三，缺乏對詩壇總體的把握，具體獨到的分析和研究，而是圖省事，三言兩語，概括得無法再精煉。或者是言必稱派別。第四，缺乏自己的理論系統(tǒng)。編輯在審稿時的評論語能給讀者什么啟發(fā)，而且雷同得如同滿地紙屑。令人痛心疾首！
　　總之，由于諸多原因，詩歌沒有創(chuàng)新，評論沒有個性，甚至只要是編輯的文章就推薦，造成詩歌彌難，評論者不知從何而言，殊不知，新詩的自由體并不“自由”。
　　新詩文章的漢語特點，可謂新詩體的生命。龐德也“不認為英文詩能夠接收那些大都由拉丁語作家為希臘語和拉丁語制定的數(shù)量原則”。中國詩怎能原封不動地照搬西方詩的模式呢？自由體進入中國，真正保持漢語作詩的詩人感到并不自由。俞平伯說：“自由詩的難處，正在他的自由上面”。詩人在認為詩的自由體是一個“有法無法”的東西中迷惘，感到現(xiàn)今作詩的苦楚。新詩的詞語組合、分行及全部意義載體，總是有必定的章法可循，西方自由詩也有著自身的語言規(guī)矩。艾略特說：“對于一個想寫好詩的人沒有一種詩是自由的，評論卻是對不自由詩的徹底懂得”。宗白華較早獲得詩的自覺，給新詩定義：“用一種美的文字——音韻的繪畫的文字——表寫人的精力中的意境”。
　　應當說定義切入了新詩的漢語文字的特點，并且把新詩與古詩詞韻藝術(shù)有機地連接了起來。新詩體文本遵守自身的語言藝術(shù)規(guī)律，是對本民族語言智慧的凝聚和施展。所以說自由體詩并不“自由”。但評論家們卻疏忽了這些，甚至對詩歌作出的評論不知能給讀者什么啟發(fā)，詩壇亟待真正的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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