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是做學問的人，做學問的目標自然是為懂得決問題，魯迅是醫(yī)生，醫(yī)生的職責自然是治病救人，這兩人所宣傳的理論其實都沒錯，當初的“問題”和“主義”之爭在今天看來顯然屬于各執(zhí)一詞，如今看來，即便“主義”論獲勝，若不解決實際問題，比如部隊建設問題，比如發(fā)動工農(nóng)問題，比如建立根據(jù)地問題，比如解決兵器供給問題，比如解決根據(jù)地軍民的吃飯問題，抗日戰(zhàn)斗和國內(nèi)解放戰(zhàn)斗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任何時代，問題永遠都是一大堆，時代的發(fā)展是依附不斷解決新問題而推動的，當然在解決問題之前，總會有某種“主義”去指揮著改革者的靈魂。
但“主義”者也有偏頗到極點的時候，任何“主義”一旦強調過火，就會變成僅為主義而主義的情勢主義，像這種情勢主義一旦發(fā)展到極端，就會變成完整徹底地疏忽問題而轉向“唯主義論”的愚民路線，而輿論就是這樣一種用來愚民的利器，文人群體往往又是些“主義”的推波助瀾者，所以在如今的輿論界，主義多，問題少，因為像胡適之那樣腳踏實地做學問的文人顯然越來越少，幾乎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因此我在昨天寫了篇《文人無需民主》的雜文。
文人無需民主的論點是建立在如今的大部分文人都不愛好腳踏實地做學問，不愛好解決問題而只愛好援引某個社會事件亂發(fā)牢騷無病呻吟無恥炒作為揚名立萬不擇手段的卑鄙行動。在如今的文人群體中，不學無術之流越來越多，以攻擊體制和政府，以“民主”為口號的韓寒就自鳴得意地放言“七門紅燈照亮了我的前途”，其實真正的事實是：七門紅燈僅僅不過是在特別時代內(nèi)照亮了韓寒的錢程，韓寒以后的錢程是否還能依附不學無術胡亂罵人的卑鄙行動去照亮我們不得而知也無法預測，但韓寒的不學無術確定是這個時代的通病，也是這個時代所有主義者的通病。
現(xiàn)在輿論界呈現(xiàn)得最多的不是愛國者，而是愛國賊，不是民主主義者，而是民主賊，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賊，不是魯迅精力的繼承者，而是簡略模仿魯迅文風的砸文賊，不是想措施去解決實際問題的學者，而是一大群挖空心思找機會去炒作他們自己的穴者，因此才有某位大牌演員導演了一部短片《穴居動物》。
穴居動物們不以解決問題為己任，只以不學無術的炒作為目標，當然最后的目標依然還是為了照亮其“錢程”。
因此我在《文人無需民主》一文中強調的問題核心就是：文人就不該獲取權利，不論是民主權利還是為誰當家作主的權利，都不應當讓文人獲取，甚至連所謂的“民意代表”或“公共知識分子”的權利也不該讓文人得到，眾所周知一旦讓文人得到了以上這些權利后會產(chǎn)生多少不良社會成果：文人大多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才能或技巧，但在鼓動騷亂方面卻大都具備很強的潛力。
愛好造謠毀謗指鹿為馬并到處搖唇鼓舌惟恐天下不亂是古今多數(shù)文人的通病，能真正潛心研究問題的文人歷來少見，愛好腳踏實地為社會服務并為社會提出中肯而可行的改良提案的文人也往往是鳳毛麟角，多數(shù)文人都愛好生產(chǎn)文字垃圾，并把“學而優(yōu)則仕”作為其個人的人生目標或“終極關心”，因此在這個世界上最不值得信任的東西就是文人的吶喊及主義者的歇斯底里。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人的吶喊及主義者的歇斯底里，其實更接近精力病院里的那些病患——都是在一己私欲得不到滿足之下的癲癇發(fā)作。
冷眼細觀如今的文人群體，若把他們與胡適之和魯迅等人對照，我們不難發(fā)明如今的文人群體早已變成了一大群專門愛好掛羊頭賣假肉的混球。胡適之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己任，魯迅以治病救人為目標，現(xiàn)在的文人卻大多愛好信口開河亂放屁，尤其擅長說些不著邊際的風涼話——無數(shù)社會問題尚待解決，無數(shù)體制弊病有待改良，文人就像百無一用的看客，只愛好站在旁邊看著別人的熱烈找自己的開心。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