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空投才能本就有限，再加上共軍高射炮封鎖，城里很快斷糧，成了人間地獄。糧價飛漲，高梁米賣到2億元一斤，豆餅賣到1.5億元一斤，山貨行存的牛皮、驢皮、馬皮之類賣到2、3億元一斤。各種能吃的東西都吃了，有人甚至吃起了人肉。段克文提到，有人將小孩誘進屋里，一棒打逝世，然后斬頭、剝皮，大卸八塊，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來。
當時的吉林省民政廳長兼長春市長尚傳道在共方獄中曾交代說，長春餓逝世約16萬人。長春人口本有50萬人左右，中共進城時僅剩17萬人（段文說僅剩6、7萬人，疑為文字錯誤，其中圍城初期由于封鎖不嚴流亡20萬人左右）。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軍防守經(jīng)過》中說：“據(jù)最低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里，從6月末到10月初，四個月中，前后堆積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萬具”。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認當時餓逝世12萬人（后來尚傳道回想錄里供給的也是這個數(shù)字）。參加圍城的共軍官兵說：“在外邊就聽說城里餓逝世多少人，還沒覺怎么的。從逝世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蛇M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干部戰(zhàn)士說：咱們?yōu)楦F人打天下的，餓逝世這么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段克文也提到，當時城里傳聞，說共軍的一名連長，目睹不準放人的那種慘狀，心里極度不安，就自殺逝世了（張正隆著：《雪白血紅》，四川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P358－373；張戎等：《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P274－276；段克文：《目擊長春圍城慘象》，文見于鄭義編著：《四大戰(zhàn)斗本相》，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P110－118）。
“史詩性戰(zhàn)斗巨片”《大決戰(zhàn)·遼沈戰(zhàn)斗》在演到長春“和平解放”時旁白道：解放軍兵不血刃接收長春，這座塞外春城在長達7個月的圍困后，“終于像一個熟透了的蘋果掉落下來”（大意）。是的，若從“戰(zhàn)斗領導藝術”來說，長春之戰(zhàn)確實稱得上高超——長春曾是偽“滿洲國”首都，經(jīng)過日偽和國民黨多年的經(jīng)營，城防異常緊固，再加上有國民黨第一兵團10多萬精兵，若強攻，必致共軍重大傷亡，“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當然是“高超的戰(zhàn)斗藝術”。后來，長春圍困戰(zhàn)竟然成了共軍加以推廣的“長春模式”，粟裕大將就曾說這一模式后來在“若干城市采用過”。
從古至今，類似的圍城戰(zhàn)不絕于書。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圍困宋國首都河南商丘9個月，致使城內(nèi)百姓“易子而食，析骨為爨”。公元757年唐將張巡困守睢陽（仍是河南商丘），共吃掉老人婦女小孩兩三萬人，被臺灣雜文家柏楊先生罵作“禽獸”。長春圍困戰(zhàn)與這兩次歷史上的商丘圍困戰(zhàn)也有一個不同之處：長春守方對難民放行，而處于主動地位的攻城方卻出于讓這些百姓耗費敵方糧食，和制作大范圍饑荒以崩潰敵軍士氣的目標，卻不許人們逃難！康德曾說過，人是目標，而不是手段。既然今天可以將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當作克敵制勝的籌碼，那么以后為了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的巨大幻想”，或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什么樣的手段不可以采用呢？實際上，1948年長春城內(nèi)的災害，是與一二十年后的“大饑荒”和“文革”有著緊密的內(nèi)在接洽的。
（未完，待續(xù)）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