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在“分析”彼時之思想，沒有絲毫的“自責”，就像在《禪是一枝花》中，大談禪的美好境，他不能正視生活和人生的苦難，同樣，在男女之間他也同樣不能正視愛的義務，他的惟一擺脫方法便是“逃遁”，以所謂的心靈的逃遁迴避現(xiàn)實中的一切。這便是中國文人式的最妙不可言的一種人生態(tài)度。胡蘭成便以這種禪意盎然的哲學理念來擺脫，來自圓其“選擇”之必定。

　　歷史上的大事，也每是好漢英雄到了危難的絕地，哪里還有選擇，連什么都沒有得可以想了，此時惟有聽天，而忽然開出了新運，所以多是聽一聲慚愧，余悸猶在，已喜在心頭。

　　歷史上的好漢英雄做天下國家的大事，事到其間不容他揀擇做或不做（《趙州至道無難》）

　　這便是胡蘭成自我寬容，而并無懊悔的根源所在。

　　流亡在溫州的日子，除了于輕浮于情感之游戲中略得快慰，冷淡的光景畢竟不是胡蘭成這樣才子可以安于的現(xiàn)狀，他試著重新構(gòu)起同“外世”的網(wǎng)絡，又總是憂心忡忡，這種恐慌與苦悶是亂世文人的風行病。他化名張嘉儀，“冒愛玲的家世”，身為豐潤的女婿這倒也是順水的事。他首先“勾結(jié)”上了當?shù)孛�宿劉景晨。去劉家訪問，老先生說：我這里平常不要年輕人來，因為這班人總是想利用。給“張嘉儀”迎臉一個下馬威。胡當時“聽了一驚”。接著他又以“張嘉儀”的名同梁漱溟等人通信，差點兒被梁推薦進了京城。只是他“生不逢時”，只能依然持續(xù)著他的“流亡”流浪的生活。談起溫州時的恐慌，《今生今世》里有一段記敘：“忽一日午后，院門口進來二人尋問張嘉儀先生，我驚得魂靈出頂，想著莫會是來查緝我的……”本來是吳鷺山和夏承燾二位來訪。

　　《今生今世》中還有這樣的一個情節(jié)，胡蘭成買了兩本書，《清嘉錄》和《圣經(jīng)》給來溫州看他的張愛玲。張愛玲一個人在旅館里，一氣把《舊約》看完一半。她嘆息道：“以色列人這個民族真是巨大的”。但在胡蘭成看來，“以色列人與我何干，況又《圣經(jīng)》是書本上的事”。張愛玲在同他談著“書本”上的事，胡蘭成則在意的是圖觀賞眼前的說話人，“這般可喜娘罕曾見”。“而且愛玲是把《舊約》這樣的好書，亦看過了當即叫我拿回去，連臺子上亦不教留，她就是這樣干凈的一個人”。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得不在意這一情節(jié)并由此發(fā)出他們二人這樣與上帝擦肩而過的嘆息。胡蘭成曾在教會學校上學，但他給張愛玲《圣經(jīng)》只不過將其當作一本美好的文學作品。而一位姊妹說：張愛玲對《圣經(jīng)》的態(tài)度就是因為是胡蘭成給她的，而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在情愛，胡蘭成同樣以他慣有的態(tài)度處之，他也曾與張愛玲說“小周”同他的“艷事”。他認為“一夫一婦原是人倫之正，但亦每有好花開出墻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愛玲這樣吝嗇，亦糊涂得不知道嫉妒”，（《兩地》）。

　　對于這樣的一個男人，張愛玲果真是糊涂還是無奈或麻痹地無所謂，但這一切已注明她的結(jié)局的悲劇定位，同樣，這樣的一個毫無義務感的男人，他的“下水”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再說胡蘭成

　　胡蘭成的文字在內(nèi)地出版，同時聽到了身邊人的兩種聲音：一是驚嘆沈從文、周知堂之外，胡氏文字的精巧慧美，甚至認為胡的才干比張愛玲更是了得。其次，便是責備胡的人格，更認為像胡這樣的漢奸的書是不應當在大陸出版的。這種純摯的民族主義情結(jié)在今天已成為許多文化人的“人格象征”。

　　所謂“漢奸”問題，自然是歷史問題。我并不主意“健忘”，而中國人恰恰愛好健忘，遠可大做“漢奸”文章，沒有寬容；而近則可將文革忘得一干而凈。

　　對于胡蘭成的“鄙棄”，雖有“卿本佳人，奈何作賊”之嘆，而在我并非因他的下水，因為胡氏的作為是中國文人脆弱自私的典范。

　　說到胡蘭成的才情，文字之外，我開端留心他的書翰。據(jù)說胡蘭成曾在滬浙一帶賣過字。